可以说，捕鲸业带给西方人的，是实实在在的财富洪流与社会变革的推力。
对彼时的西方各国而言，捕鲸船带回的不仅是鲸油、鲸肉和鲸骨，更是点燃工业与民生的“火种”。
鲸油是十九世纪最优质的照明燃料，亮度远超煤油，让工厂得以在夜晚持续运转，城市的街道被点亮，延长了人们的工作与活动时间，间接推动了手工业向规模化生产的转变。
而鲸油中提炼出的甘油，更是早期炸药的关键原料，为矿山开采、铁路修建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，加速了基础设施的扩张。
经济上，捕鲸业催生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：港口因停靠捕鲸船而繁荣，造船匠专门打造坚固的捕鲸船，铁匠锻造锋利的鱼叉，商人则倒卖鲸产品赚取差价。
新英格兰的港口城市如楠塔基特，因捕鲸业从渔村一跃成为富裕的商业中心，无数人靠着与捕鲸相关的行当发家，社会财富快速积累。
甚至连文学与艺术都受其影响，捕鲸日志、水手故事成为流行题材，间接丰富了社会文化。
更重要的是，捕鲸船的远航培养了大量经验丰富的水手与船长。他们在茫茫大海中辨别航向、应对风暴、与鲸群周旋，积累的航海技术与地理知识，为后来西方的全球探险、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。
可以说，捕鲸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引擎，既为西方带来了眼前的巨额财富，也悄悄推动着其向工业化与全球化迈进。
而这恰恰正是大明如今欠缺的东西。
眼下的大明，虽有广袤疆土、数千万子民，却缺了这样一股能驱动社会向前的“引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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